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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头法融禅师，俗姓韦，润州延陵人（今江苏镇江市）。法融禅师十九时，便学通经史，不久开始阅读大般若经，对般若真空之旨，有所悟人。他曾感叹道：“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观，出世舟航。”于是产生了出家的念头，后隐居于茅山，依三论宗学者炅（jiong）法师落发，并从他学习般若三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和禅定。
　　
二十年后，法融禅师离开了茅山，在牛头山（今南京市中华门外）幽栖寺北岩下的一个石室中专习禅定。他的禅定功夫很好，有很多灵异之事。原来这一带经常有老虎出没，连樵夫们都不敢从这里经过。自从法融禅师入住后，再也没有老虎了。有一天，法融禅师正在打坐，突然来了一条丈余长的大蟒，目如星火，举头扬威。那蟒在石室的洞口呆了一天一夜，见法融禅师没有任何动静，于是就自动走开了。更为奇特的是，经常有群鹿伏在石室的门口，听他讲经，甚至还有百鸟衔花来供养他。
　　
贞观年间，四祖道信禅师正在蕲州黄梅双峰山弘法。有一段时间，四祖经常遥望金陵一带，发现那儿紫气缭绕，知道必定有奇异之士在那儿修行，于是亲自前往寻访。
　

一天，四祖来到幽栖寺，问寺院里的僧人道：“此间有道人否？”
那位僧人不耐烦地回答道：“出家儿那（哪）个不是道人？”
四祖反问道：“阿那（哪）个是道人？”
被四祖这一喝问，那僧无言以对。
这时，别外有一位僧人出来，告诉四祖：“此去山中十里许，有一懒融，见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么（离这儿十多里路的深山里面，有个叫懒融的禅师，终日坐禅，见有人来，既不合拿问讯，更不起来接待。莫非他是个道人）？”
四祖听了，于是策杖入山，来到石室跟前，只见懒融禅师正在打坐，神情自若，目不他顾。
四祖于是问道：“在此作甚么？”
懒融禅师回答说：“观心。”
四祖又问：“观是何人？心是何物？”
懒融禅师一下子被问得无言以对。于是便站起来，向四祖作礼，并非常客气地问道：“大德高栖何所？”
四祖道：“贫道不决所止，或东或西。”
懒融禅师问：“还识道信禅师否？”
四祖道：“何以问他？”
懒融禅师道：“向德滋久，冀一礼谒（我仰慕这位大德很久，希望能有机会前往礼拜参访）。”
四祖道：“道信禅师，贫道是也。”
懒融禅师非常惊喜，问道：“因何降此？”
四祖道：“特来相访，莫更有宴息之处否？”
懒融禅师于是指了指屋后，说道：“别有小庵”。
说完，便引四祖来到小庵前面。

四祖发现，庵的四周尽是虎狼之类，于是，顺势举起两手掩面，作出害怕的样子。懒融禅师道：“犹有这个在。”懒融禅师的意思是说，没有想到你这位大名鼎鼎的祖师，还有恐怖心或者说执相的心在。四祖反问道：“这个是甚么？”四祖的意思是想提醒懒融禅师注意当下，看看现前一念究竟是个什么？懒融禅师于是默然无语。过了一会儿，四祖在懒融禅师打坐的石头上写了一个“佛”字。懒融禅师见了，心里畏怕，不敢上坐。四祖趁机点拨道：“犹有这个在。”四祖的意思是说，你学佛那么久，还没有达到无相的境界，还有佛相在。

懒融禅师不明白个中的妙旨，于是向四祖顶礼，并请他宣说法要。四祖道：“夫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一切戒门、定门、慧门、神通变化，悉自具足，不离汝心。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一切因果，皆如梦幻。无三界可出，无菩提可求。人与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虚旷。绝思绝虑。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无阙少，与佛何殊？更无别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观行，亦莫澄心，莫起贪嗔，莫怀愁虑，荡荡无碍，任意纵横，不作诸善，不作诸恶，行住坐卧，触目遇缘，总是佛之妙用。快乐无忧，故名为佛。”


懒融禅师问：“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四祖回答道：“非心不问佛，问佛非不心（离开了心，不要谈佛；谈佛，不能离开心；心即是佛，佛即是心）。”懒融禅师问：“既不许作观行，于境起时，心如何对治（既不许作染净、善恶等二边分别观照，那么请问，当境界起来的时候，如何用心对治）？”
四祖道：“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心若不强名，妄情从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遍知。汝但随心自在，无复对治，即名常住法身，无有变异。吾受璨大师顿教法门，今付于汝。汝今谛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后当有五人达者，绍汝玄化。”


四祖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一切好丑善恶等二边差别，完全是心的妄想分别所致，并不是实有。只要我们的心一落入二边分别，我们就会产生取舍心理，作种种对治，而这恰好是跟解脱之道相违背的。因此观心的最要紧处，就是要作平等观，不取不舍。这种平等观源于对诸法性空的体认。四祖将祖师禅的顿教法门传给法融禅师之后，随即返回了黄梅双峰山，再也没有出来过。从此以后，牛头法融禅师的法席大盛，学者云集。法融禅师因此而被尊为牛头宗的初祖。显庆二年（657），法融禅师入寂于江宁建初寺，春秋六十有四。


牛头禅师接引人的方式比较平实，多从教下入手。《五灯会元》卷二记载了牛头禅师接引学人的部分法语。此外，《景德传灯录》还收录了牛头禅师的《心铭》。这是一篇非常有价值的修行指南。不知道什么原因，千百年来，却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除了《景德传灯录》将它收入之外，其它的灯录几乎是只字不提。这是非常可惜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它跟三祖的《信心铭》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它比《信心铭》要冗长些罢了，也许这正是它被人忽视的真正原因。现将它附录于后，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