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大师一生历经三朝四帝，其一生的自行化他离不开王权的护持和扶植。作为在僧俗两界享有崇高威望的一代宗师，他和陈隋王朝的交往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结纳，而是基于“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大原则，特别是与隋炀帝的交往周旋乃为传灯化物不得已而为之之举措，为了佛法真理之弘扬，众生之救度，创建天台僧团，成立一宗学说，大师不惜牺牲自己，“为他损己”，终其一生为佛法弘扬而奔波。 在他“机用将尽，傍助亦息”的时刻，仍念念不忘天台的发扬光大，因此示寂前对自己的后事作了清醒的安排外，留遗书致晋王杨广，希望他以师徒名份为念，保护天台佛教，扶持天台僧团。 留给晋王杨广的遗书在《国清百录》中载为第六十五条，原文较长，将近二千字。关于此，智者大师曾亲书“莲华香炉、犀角如意，是王所施，今以仰别。愿德香远闻，长保如意也。及以造寺图式，并石像发愿文，悉用仰嘱”等四十二字，其余皆为智者口授。由于学者将此文作为研究智者大师与杨广关系的相关文章较多，故笔者对此遗书的主要内容作一简单概述。 给杨广的遗书内容可分为六恨和对杨广的期望两大部分，在这两部分的中间则略提及自己为杨广作《净名疏》的劳苦，及为此而致病，但又不得不随使出山一事，他说： 两夏，专治《玄义》，进解经文至《佛道品》，为三十一卷。将身不慎，遂动热渴，一百余日，竞疾治改。际此夏末，虑有追呼，束装待期。去月十七日，使人至山，止留一宿，遽比萤光，早希进路。行过剡岭，次至石城，气疾兼笃，不能复前。此之义疏，口授出本，一遍自治，皆未搜简经论，僻谬尚多，不堪流佈。既为王造，宁羞其拙，嘱弟子抄写，后本仰简。前所送玄义及入文者，请付弟子焚之。天挺睿智，愿一遍开读，览其大意，余无可观。 其大意是说，我晚年来到天台山的最后两年夏安居期间，专门为晋王撰述《净名经玄义》，解释经文至《维摩经·佛道品》，共为三十一卷。由于太劳累的原故，身动热渴，三个多月也未能痊愈，且已预料晋王遣使来山，所以已作好心理准备，束装待期。晋王所派使者十月十七日到达天台，却“止留一宿，遽比萤光”，催促大师早早进路，以至老病之躯，“行过剡岭，次至石城，气疾兼笃，不能复前”。因此他只得将所撰述的《净名玄义》嘱托弟子交给晋王，并说此经是口授腹案，由弟子笔录而成，交待晋王将“前所送玄义及入文者，请付弟子焚之”。希望杨广能重视此疏，并“愿一遍开读，览其大意”。后来杨广的确颇为重视此疏，除了接到智者大师遗书，“亲承义疏，为之悔恨”外，曾令僧“于东宫讲《净名经》，全用智者大师疏，判释经文”，他自己则“一日两时，躬亲临听”，并且对由灌顶校勘过的《净名义疏》亲自“入宫受持”。 遗书前半部分回顾自己于陈隋王朝弘法一生的经历，并总结为六恨，主要述及陈朝时的金陵八年弘法、应邀离江都的种种原因、荆州聚众讲禅的挫折、归天台后的弘法理想等等。六恨原文如下： 贫道初遇胜缘，发心之始，上期无生法忍，下求六根清净，三业殷勤，一生望获。不谓宿罪殃深，致诸留难。内无实德，外召虚誉。学徒强集，檀越自来。既不能绝域远避，而复依违顺彼，自招恼乱。道退为亏，应得不得，忧悔何补。上负三宝，下愧本心，此一恨也。 然圣法既差，自审非分，欲以先师禅慧，授与学人，故留滞陈都，八年弘法。诸来学者，或易悟而早亡，或随分而自益，无兼他之才，空延教化，略成断种。自行前缺，利物次虚，再负先师百金之寄，此二恨也。 而年既西夕，恒惜妙道。思值明时，愿逢外护。初蒙四事，既励朽年，师与学徒四十，余僧三百，许日于江都行道。亦复开怀，待来问者，傥逢易悟，用答王恩。而不见一人求禅求慧，与物无缘，顿至于此。谬当信施，化导无功，此三恨也。 又作是念，此处无缘，余方或有。先因荆潭之愿，愿报地恩。大王弘慈，霈然垂许。于湘潭功德，粗展微心。虽结缘者众，孰堪委业？初谓缘者不来，今则往求不得，推想既谬，此四恨也。 于荆州法集，听众一千余僧，学禅三百。州司惶虑，谓乖国式。岂可聚众，用恼官人。故朝同云，合暮如雨散。设有善萌，不获增长。此乃世调无堪，不能谐和得所，此五恨也。 既再游江都，圣心重法，令著《净名疏》。不揆闇识，辄述偏怀。玄义始竟，麾盖入谒。复许东归。而吴会之僧，咸欣听学。山间虚乏，不可聚众，束心待出，访求法门。暮年衰弱，许当开化。今出期既断，法缘亦绝，此六恨也。
智者大师所述的六恨是平生自行化他事业未能圆满的六种遗憾。 第一恨的意思述及大师出家的目的和愿望。他说自己发心之始，就“上期无生法忍，下求六根清净”，因此精进修行，希望即生获得修证。但为盛名所累，因此道行亏损，本来应该证得更高成就的，都没有获得，上负三宝，下愧本心，因此十分惭愧。 第二恨是说自己受先师之嘱，于陈朝金陵八年弘法。但随从自己学习的人，“或易悟而早亡，或随分而自益”，都没有利他度众之才。他对弟子学人中没能培养出利他之才感到遗憾，觉得有负先师之托。 第三恨是说自己晚年遇到晋王杨广的护持，得以与众多随学僧人在江都安心办道。但“学徒四十、余僧三百”中仍然没有人真心“求禅求慧”，致使大师感叹自己与物无缘，化导无功，由此也可以想见他两次于佛前发愿“若于三宝有益者，当限此余年，若其徒生，愿速从化”（《天台九祖传》，T51.P100c）的痛切心情。 第四恨是感叹一生说法，“虽结缘者众，孰堪委业”。开皇十二年（592），智者大师为杨广授戒毕，即以四愿为由，不顾杨广的挽留，立即离开扬州，到庐山、荆州地区积极展开弘法活动，天台三大部的讲说即完成于此。开皇十二年十月十日，晋王又遣使南岳，希望智者大师年底以前能回到江都。智者大师却并不多予理会，于南岳居数月后，就回到荆州玉泉山，即于玉泉山讲述《法华玄义》，翌年续讲《摩诃止观》。这时期的玉泉说法，大师创建天台宗最重要的理论活动，所以他说“于湘潭功德，粗展微心”，但是堪以继承大师事业将之发扬光大的后学僧众几乎没有。 “虽结缘者众，孰堪委业？”与其说是智者大师的感叹，不如说是他对整个天台佛教发展的预见，乃至其中也包括了对杨广的失望。智者大师为杨广授菩萨戒，赐法名为“总持”，希望他遵守奉行菩萨道的戒律要求，“普度远济”，可惜后来杨广辜负了大师赐予为佛法作总持之期望，夺取兄长王位后，既没当好皇帝，荒婬无道，断送江山，也没有对佛法加以真心扶持。 第五恨述及对天台三大部的讲说因受到官府干涉未能完满。隋开皇十二年（592），师归故里荆州。为报答生地之恩，于荆州当阳县玉泉山建寺，宏扬佛法。开皇十三年四月，大师于玉泉寺登狮子座，为荆州道俗开讲《法华经》玄妙义理。开皇十四年，大师于荆州玉泉寺结夏安居期间，又应荆州僧俗之请，说圆顿止观法门。据史料记载，智者大师在荆州玉泉寺说法之时，以其缜密圆融的止观思想和无碍辩才吸引数逾千人的僧俗听众：“道俗延颈，老幼相携，戒场讲坐，众将及万”。 当时隋王朝刚统一南北方，地方余逆仍很猖獗，全国形势甫定之际，智者大师的聚众逾千，讲说禅法在官府看来似有反隋谋乱之嫌。因此引起当局的恐慌，视为社会不安定因素，最后法会遭到粗暴的干涉并被解散，致使法轮停转，对此智者大师深以为憾。他把这件事大胆写进遗书中，也有向杨广表白，自己的庐山聚众说法，目的是弘扬经教，并不是“有乖国式”的聚谋活动，希望以后杨广能理解这一苦衷而护持佛法。 第六恨说自己已为晋王撰好《净名疏》，本来以为“暮年衰弱，许当开化”，打算有机会为“咸欣听学”的吴会之僧说法，而今“出期既断”，则示“法缘亦绝”，这是对他一生化缘已毕，无缘再为众生演说妙法的不胜感叹。 六恨是智者大师对自己一生自行化他行业不够圆满的简单回顾与深深感叹，大师藉写遗书的机会述此六恨，无非希望杨广能理解自己为弘法事业不遗余力的苦衷，并无其它私心杂念和不良动机夹杂其间，希望杨广不要误解自己的种种弘法之举，并停止对教团的猜疑与追查。正是抱着这种期望，他在遗书的后半部分，对杨广提出了护持佛法的五点要求，原文如下： 愿留心佛法，询访胜德，使义门无废，深穷佛教，治道益明。遍行遍学，是菩萨行，如来灭度，法付国王。贫道何人，慧门凭委，欣然就尽，没有余荣。但著述延岁，文义不同，怅然自惭。生来所以周章者，皆为佛法、为国土、为众生，今得法门仰寄，三为具足，六根释矣。命尽之后，若有神力，誓当影护王之土境，使愿法流衍，以答王恩，以副本志。菩萨誓愿，诚而不欺，香火义深，安知仰谢？愿观泡幻，知有为法，一切无常，会而不离，终不可得。唯当勤戒施惠，以拒四山，早求出要。岂须伤法，烦劳圣怀。莲华香炉、犀角如意，是王所施，今以仰别，愿德香遐远，长保如意也。 南岳大师灭度之后，未有碑颂，前蒙教许自制，愿不忘此旨。南岳师于潭州立大明寺，弥天道安于荆州立上明寺，前蒙教影护，愿光饰先德，为作檀越主。贫道在世六十年，未尝作有为功德，年暮力弱，多阙用心。又香火施重，近于荆州，仰为造玉泉寺，修治十住寺。并蒙教嘱，彼总管蕲郡公达奚儒，僧赍教书至夏口，而蕲公亡。书未及付，慈恩已足，愿为玉泉作檀越主。 今天台顶寺，茅庵稍整，山下一处，非常之好，又更仰为立一伽蓝，始剪木位基，命弟子营立。不见寺成，冥目为恨。天台未有公额，愿乞一名，移荆州玉泉寺，贯十僧住天台寺。乞废寺田为天台基业。寺图并石像发愿疏，悉留仰简。泰平圣世，皇风整肃，菩萨净土，不可思议。 切见诸州，迭送租米，车脚皆三五倍，于公敛不多，私费为重，典章处分，别有深规。贫道不闲，忽言国式，辄谓无米之州，运送宜尔；有米之州，当地轮送，则无此私费。管窥未见，理若于式有妨，请不须论；于事有益，愿为谘奏，使苍生庆赖。 然国是王国，民是王民，加修慈心，抚育黎庶，犬马识养，人岂忘恩乎？昔闻齐高氏，见负炭兵，形容憔悴，愍其辛苦，放令出家。唯一人乐去，齐主叹曰：“人皆有妻子之爱，谁肯孤房独宿，瞪视四壁，自傧山林？”以此观之，出家难得。今天下旷大，赋敛宽平，出家者少，老僧零落，日就减。前贯帐时，或随缘听学，或山林修道，不及帐名。虽复用心，常怀忧惧。此例不多，悉有行业，愿许其首贯，则是度人。出家增益，僧众炽然，佛法得无量功德。昔三方鼎立，用武惜人，今太平一轨，修文修福，正是其宜。 又末法众僧，多行不称服，尚不挟人意，况扶经律？王秉国法，兼匡佛教，有罪者治之，无罪者敬之。起平等不可思议心，则功德无量。此等之事，本欲面谘，未逢机会，奄成遗嘱。亦是为佛法、为国土、为众生，若能留心，功德仰赛。临命口授，言尽力穷。期迫恋多，知复分说。大善知识，菩提为期。沙门某。开皇十七年十一月。 这部分遗嘱对杨广的要求分别是： 第一条是智者大师对杨广护法的希望。杨广是智者大师的菩萨戒弟子，智者大师希望杨广以菩萨身份多多研习佛法，以改善政治管理。并希望他护持佛法，期望他为以后佛教法门光大之所仰寄。大师也以“命尽之后，若有神力，誓当影护王之土境”作为酬答。 第二条是请杨广不忘制作南岳大师的碑颂，以及请杨广为南岳师于潭州所立的大明寺、弥天道安于荆州所立上明寺、智者大师所建玉泉寺等诸寺的檀越主。 第三条是请杨广发心协助建立天台国清寺，为天台僧团建立一个修持弘法的根本道场。并要求赐给土地，乞公额一名，以保障天台的寺院经济。智者大师建寺的心愿源于陈太建七年（575）秋初入天台山时定光禅师的预言﹝事见《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尝宿于石桥，见有三人，皁帻绛衣，有一老僧引之而进曰：‘禅师若欲造寺，山下有皇太子寺基，舍以仰给。’因而问曰：‘止如今日，草舍尚难，当于何时，能办此寺？’老僧答云：‘今非其时，三国成一，有大势力人能起此寺。寺若成，国则清，当呼为‘国清寺’（T50.P193a）。”后来果然是隋统一三国后的“大势力人”杨广护持修建此寺，他于大业元年（605）登基后，赐额“国清寺”。义宁元年（617）国清寺的所有建筑工程竣工，翌年就是唐高祖武德元年了，故李邕《国清寺碑记》有“事属皇运，言符圣僧”之句。因此“国即清”的真正含义应是指唐朝取代隋朝﹞。国清寺原是南朝陈宣帝太建七年（575），大师于天台山隐居时所建，当时名修禅寺（后称禅林寺），开皇十五年（595）智者大师重返天台，由于战乱等的原因，原来的修禅寺已荒废。后来大师寻觅得“山下一处非常之好”的寺址，并在石城临行前亲描蓝本以为建寺模式，希望杨广能护持此寺的兴建，否则“不见寺成，冥目为恨”。 智者大师圆寂后，智越派灌顶法师、普明法师二人持遗书及《观心论》、《净名疏》三十一卷送于晋王。杨广大概强求智者大师出山，以致智者大师入灭一事心怀惭愧，对于先师遗命一一遵从，对长期充当智者大师侍者的灌顶、普明法师也亲礼有加，令扬州总管府司马王弘送二人还山，为智者大师设千僧斋，并依图造寺。于隋开皇十八年（598）开始建寺，隋仁寿元年（601）完成该梵刹的兴筑。寺成，初名天台山寺。大业元年（604）杨广称帝，赐额“国清寺”，此寺遂成为天台宗祖庭。 第四条以给杨广提一个“有米之州，当地轮送，则无此私费”的建议为起始，述及国事国民，提到发心出家之人稀少难得，当今天下出家众日益减少，老僧零落。智者大师分析了此时国家用人的情况说：“昔三方鼎立，用武惜人，今太平一轨修文修福，正是其宜。”希望杨广多度人出家，强调“若出家增益，僧众炽然，则佛法得无量功德”。杨广对此也作了一些功德，《国清百录》记载他于大业元年（604）十一月二十九日，设千僧斋，敕度四十九人出家（《国清百录》卷四〈敕度四十九人法名〉第八十九，T46.P816b）。 第五条是说末法时代僧众良莠不齐，请杨广“王秉国法，兼匡佛教”。这是对他这位总持菩萨扶植佛教寄予重望。“有罪者治之，无罪者敬之”是大师将整个天台僧团托付于他的高度信任。他深知末法时代僧众的素质参差不齐，天台僧团也难免存在着佛门败类，以致危及整个僧团声誉，祸患无穷，因此主动请杨广“有罪者治之”，这已不是戒律中对犯戒者单纯的“被摈”、“罢道”等处治方式，而是要加以王法的惩处。这一点显然与大师内心深处的末法意识（智者大师师事南岳慧思禅师，一生历经几个朝代的更迭，他与慧思一样，亲身经历了末法的体验，目睹了北方灭佛事件的残酷和南方佛教界流品复杂的衰相，因此有强烈的末法意识，天台忏法的制订，与他的末法忧患意识有极大关系。）有关，也是他护教方面的一个特别用心。后来杨广做了皇帝，也注意过问天台僧团的修习情况，并常常交待他们要如法行道，“勿损先师风望”（《国清百录》卷三〈至尊敕〉第八十三，T46.P815a）。 这几点要求，总的目的是为佛法、为国土、为众生。大师认为，佛法光兴，则国土众生俱蒙利益，故五点要求的主要核心是为佛法，大师就是站在这一为佛法的角度，希望杨广能从外在的经济政治护持到内部僧众的出家管理等保护天台僧团，为保障佛教教团的发展营造良好条件。 智者大师的石城坐化虽是“知命在此”（《天台智者大师别传》 T50.P196a）的抉择，也是他为台宗日后的更好地生存和发展的一种明智之举。智者大师本欲终老于天台，不愿自己的弘法活动总是受到杨广的监督与限制，因此在“机用将尽”之时，他奄然入灭，消除了杨广的疑虑，换来了杨广对天台教团的护持。杨广虽从智者大师受菩萨戒，尊之为师，但他对这位有巨大影响力的宗教领袖一直怀有戒备之心。智者大师在石城病重的消息上报于晋王后，晋王忙遣医李膺前往参病，并呈手疏曰： 总持和南。仰承出天台，已次到石城寺，感患未歇，菩萨示疾，在疾亦愈。但于翘诚，交用悚灼，今遣医李膺往处治，小得康损，愿徐进路，迟礼觐无远。谨和南。 从他“气疾兼笃，不能复前”，而晋王仍然催促智者大师“小得康损，愿徐进路”来看，杨广对大师还是深有疑虑的，因而急召他进江都，不容他在山高皇帝远的天台多留片刻。智者大师知其用心，深觉化缘已尽，住世无益，故而在进都路上选择了“石城坐化”，这不失为既尊师命（梦中定光禅师曾对他说“天台乃寄终之地”，石城在天台之西）终于天台，又算应了晋王之请“大王欲使吾来，吾不负言而来也”的两全其美之举。（节选自《天台智者大师的三封遗书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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